厂长豪赌5年输掉工厂：被捕后称有1千万保证翻盘

　　2006年2月27日，56岁的王璋生站在法院的被告席上。对于检察机关起诉自己“职务侵占”的罪名不实，他“没有侵占的主观动机”，只是“暂时借用一下”，钱他一定能够还。对这一点，他似乎非常自信。就在被捕获后很长一段时间，他还对办案人员拍着胸脯说：“再给我1000万的话，我保证能翻盘，把以前输的钱全赢回来！”

　　王璋参加工作后先在地勘测绘大队，后来到重庆渝中区一家街道试压模具厂工作，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，也赢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辉煌期。十多年里，由于工作出色，他先后被街道、区和市评选为先进工作者、优秀共产党员，甚至还作为改革创新的典型人物，接受过电视台和报社的专访，并且还担任过区人大代表。

　　随着王璋的名气越来越大，他的职务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：生产小组长、车间主任、副厂长、党总支书记、厂长。1998年，王璋所在的模具厂被兼并后，他又来到同属南纪门街道的重庆川东汽车油箱厂任厂长。该厂尽管看起来不大，却是专为重庆庆铃汽车制造厂的“五十铃”汽车配套生产专门的油箱，效益一直不错。

　　“如果好好干的话，只要平平稳稳把企业搞好，凭他每月的收入，生活应该过得很殷实。”1998年底，王璋当了重庆川东油箱厂厂长后，空余时间他就好打麻将，玩得兴起时，经常是夜里白天连着干。尽管输赢皆有，但都在可承受的范围内。直到有一天，一个朋友说要带他去“见见世面”，他的眼睛鼓得很大：“啥子？去赌场啊？”

　　经不起朋友的鼓动，王璋随这个朋友来到长江边，一同上了一艘客船。舱内四周的窗户都用布帘遮住，昏暗的灯光下，里边乌烟瘴气，一张比斯诺克球台还要大的桌子上，放着大大小小的筹码，穿着黑马甲的小伙子正为桌子旁的赌客发着牌。

　　“这就是‘百家乐’，你看过香港那些电影吧。朋友的话，让王璋觉得新奇又好玩。有朋友的点拨，外加现场的观摩，王璋很快便进入了“状态”。这样，在朋友的怂恿下，他也坐到了牌桌前。照着刚才学到的玩法，他连续两次压了200元的注，都因没有对方的点子大，而被庄家将所压的筹码勾去了。朋友在一边耳语道：压注也有点学问，你这次压200，如果输了话，下次就得翻倍，压400，不管输多少都得这样压，因为只要赢一次，你就能把所输的钱全部捞回来。

　　王璋重新上阵时，按朋友的指点，将1000元的筹码压在了玩家。这一次，幸运光顾了他，一把牌就净赚7000多元。尝到了甜头的王璋，胆子也大了，底气也足了，接着几个千元的筹码压下去，连泡都没有冒一下，就被压家收去了。朋友劝他见好就收，下次再来，正在兴头上的他却硬要“再试两把看看”。结果这一试，不仅把先前赢的钱全赔进去，而且还把自己带去的3万块钱也输了。

　　“你朋友想不想翻盘？”一个在旁边看了很久的男子，走到王璋朋友身后轻声说道。朋友便一边耍着牌，一边问王璋：还想不想玩，他们可以借钱给你翻盘，日息2分的利，这是赌场的规矩。见朋友玩兴正浓，王璋也想再赌一把，以便把刚才输的钱捞回来。这样，在写完借条，按了手印后，他从“放水”(即放高利贷)者手里拿到了5万元。

　　区区5万元，在赌场里当然折腾不了多久。自第一次参与赌博后，赌场那些玩牌人的影子，便老在他眼前晃动，令他挥之不去。从此，王璋几乎天天都要去这座“不夜城”。每次带2至5万不等，输完后就借，借了不到两天保证还钱。他在这艘赌船上，无论是赌客，还是服务生，大家虽然不知道他的真姓大名，但大家都管他叫“厂长”，而且对他也格外“尊敬”：赌场老板夸他是“好角”；服务生视他为“上帝”。

　　王璋能享受到如此的待遇，自然是有道理的。因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，他连本带息砸在这艘船上的钱，已达200多万元了。自打王璋染上赌博恶习后，他仿佛就像吸食海洛因上了瘾一样，几天不去场子里叫一下牌，便浑身觉得难受。尽管在已输掉的200多万元里，只有一小部分是他自己的钱，其余绝大多数都是他从单位里弄来的。

　　据办案人员介绍，1999年4月至2003年11月，只要是王璋签名的支票和白条领走的钱，几乎都被他用去赌博了。1999年6月14日，王璋以1张川东油箱厂转账支票，转账20万元到某公司账户，用于归还欠别人的赌债；1999年6月21日，王璋以1张川东油箱厂招商银行转账支票，转账10万元至陈某的个人账户；

　　1999年7月2日，王璋以1张川东油箱厂的转账支票，转账20万元至重庆某厂账户，用于归还个人欠款；1999年7月2日、9月6日、9月7日，王璋以3张川东油箱厂招商银行转账支票，转账33万元至重庆某客运公司，用于归还因赌博向陈某所借的欠款……

　　以上是检察机关在起诉书中，所列举的王璋侵占集体资产中的几笔。由于他赌博的时间长达4年之久，因而，起诉书中实际列举的侵占集体资产的次数，一条条列举下来，竟然有整整6页之多。赌的次数一多，王璋在重庆“赌界”自然也有了些名气。但凡有场子开张，自然都不会忘记他这样的“好角”。

　　2000年底，王璋在朋友的指点下，来到澳门着名的葡京赌场，并第一次将赌技与“国际接轨”。然而，这并未使他时来运转，在两天的博弈中，他不仅将带去的8万元“交了学费”，而且还欠了当地“大耳窿”的高利贷十多万元。不过，人家对他还挺“照顾”，派了专人把他从澳门“护送”回渝。接下来的事就简单了，他从单位里开支票、打白条，将本金和水钱送到“远道来的客人”手里，人家便很客气地对他说：“欢迎老板再过来玩啊，到时候小弟还来送大哥……”

　　随着王璋参赌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其所欠“水公司”的赌债就越来越多。而要从单位里拿钱，首先得账户上有钱才行啊。账上一时没钱，他也没辙，就只好欠着。可“水公司”的利息却打着滚地往上涨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日息2分，怎么讲，一般的人可能没这个概念。打个比方，若10万元按此息计算，一天的利息就是2000元，两天4000，三天8000元……也就是说，每天成几何级数往上涨。拖的时间越长，利滚利就越多，最终是利息超过了本金。

　　2000年初，王璋在高利息的重压下，债主是天天到家里要债，实在让他难以招架后，他便找到道上一位有名望的人出面，邀请王璋的债主们到位于渝中区金沙洲的一间茶室内开会。这次会议的核心，便是在中间人的主持下，王璋请求各位“水公司”的老大为其“降息减利”：利息高的要降息，由日息2分降为1分5或1分；利大的要“短水”或“放水”。所谓“短水”，就是双方在原有利息的基础上说定一个数，这之后就不再产生新的利息；而“放水”，则是将高利贷产生的利息一笔勾销，只还借的本金。

　　由于有道上的头面人物出来说和与担保，“水公司”老总们纷纷为王璋降息减利。2003年，长期在赌博和还债中挣扎，使王璋债台高筑。几年下来，油箱厂不仅已没有了供他划走的钱，而且厂里的生产和经营也到了没法正常进行的地步。然而，此时的王璋已陷于赌海难以自拔，为继续筹集赌资，他又擅自将油箱厂的房地产、经营权等转卖，等转卖的资金到账后，他又采取划账和白条的方式，套走已到油箱厂账上的资金200余万元，拿去赌博和还了赌债。

　　2003年11月17日，王璋将1张油箱厂10万元的转账支票，划到了市内一家装饰公司账户上，还上了一笔高利贷的“水钱”，这也成为他近4年赌博中还的最后一笔赌债。这时，厂里已无钱可取，工厂也只是一个空壳，他再也呆不下去了，不仅拿不到一分钱，甚至可能连小命都难保。”尽管早已是穷光蛋了，但王璋仍自命不凡，还梦想着有一天能东山再起。于是，他决定脚底摸油──开溜！可他身上除了点毛票外，已没有能供他远行的“差旅费”了。于是，他找朋友东拼西凑借来9000元，然后连夜逃跑了。

　　几天后，来油箱厂要赌债的人像走马灯似的，这才使工人们彻底明白，这些年来他们的头儿在外面干什么。于是，从2003年底至2004年初，工人们通过信件、电话以及上门等多种方式，向渝中区政府等有关部门及公安机关反映王璋侵吞公款的问题。

　　为迅速查清案情，专案组正式进驻油箱厂，查封了王璋担任该厂厂长期间的所有账目。而后，专案组委托渝中区渝证审计师事务所，对王璋任油箱厂厂长期间的所有财务状况的审计。结果是：1999年4月至2003年11月期间，王璋利用其担任川东油箱厂厂长的职务便利，指使财务人员，采取领取转账支票转账和打白条领取现金等方式，先后以115张转账支票和46张白条，从油箱厂财务账上套取资金1450余万元。

　　据事后办案人员核实，以及王璋本人的交待，在王璋所侵占的1450多万资金中，真正赌博输掉的钱大约只有500至600万元，其余的钱则还了债主的高利贷。其时，王璋也如惊弓之鸟一般，他化名“李建平”，躲藏在广州市一个偏僻和荒凉的地方，住在每月仅150元租金的破旧工棚里。只有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机、一把破旧的小电扇、床上盖的被褥和床单，以及所穿的衣服，他甚至还不如当地的农民工。